在惠州，有一位詩人，以“一自坡公謫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的詩句，高度評價了蘇軾對惠州的歷史性貢獻，他就是晚清嶺南著名的才子、孝子江逢辰。
江逢辰像。嚴藝超 翻拍
江逢辰（1859-1900），字孝通，一字密庵，號雨人，又號孤桐，歸善縣城（今惠城區橋東）人。其曾祖江鵬翥曾任合浦縣訓導，祖父江汝為是廩貢生。父親江鳴鶴，雖為秀才，卻頗負文名，懸掛于東坡祠的那副有名的楹聯：“明月皓無邊，安排鐵板銅琶，我亦唱大江東去；春風睡正美，迢遞珠崖儋耳，誰更憐孤鶴南飛。”就出自他的手筆。
生于書香門第的江逢辰，自幼庭訓甚嚴，其中也包括了嚴格的書法訓練。他在《西堂先生手書書譜見貽即集譜字為長句走謝》詩中回憶說：“吾宗先生當少年，輕揮柔翰書妙妍，方寸小楷日十千，真實本領追宜官。”宜官，指后漢書法家師宜官。又說：“過庭論書信美妙，羲獻鐘張推領要。執使轉用詳指歸，短長淺深安可違。”可見他少年時期的書法學習是頗為系統也非常刻苦的，既有扎實的基本功訓練，又輔之以必要的理論修養和思想啟蒙。“年才弱冠”的他，已懂得“柔媚固知不足道，骨氣所在挹余烈”“是知筆正先正心，神明在人無古今”（引同上），明白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學養胸襟，是學好書法的重要前提。
江逢辰題“桃園”石匾。周楠 攝
古人習書，既是實用需要，又可以藉之以陶冶性情，提高審美品位，豐富自身的文化光譜。對于他們來說，有無“書法家”的頭銜并不重要，窮經通史，登科及第，光耀門楣，報效國家，才是志存高遠者的人生理想。正如江逢辰在《自述》詩所言：“憶年未弱冠，著書動盈尺。慷慨數人才，不覺天地窄。狂歌每千首，飲酒至一石。自維偉男子，豈有老山澤。”躊躇滿志的他以優異的成績走進了惠州最高學府豐湖書院，得到書院山長梁鼎芬的賞識。梁鼎芬嘗贊嘆：“歸善江生逢辰執業甚恭，考其行文，佳士也！”為此，梁鼎芬還特地相贈一詩云：“水木清深講舍開，得人勝獲百瓊瑰。義猶兄弟真投分，行盡江山見此才。”字里行間充滿了“得人”的喜悅。此后，梁鼎芬調長端溪書院和廣雅書院，江逢辰都追隨其后，是有名的“豐湖十子”之一。后來江逢辰成為張之洞的幕僚，并得到張之洞的器重，也是梁鼎芬居間引薦的結果。可以說，江逢辰的一生，受梁鼎芬的影響最深。
入讀廣雅書院一年后，亦即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，江逢辰鄉試中舉；又三年，中進士。有人建議他暗通關節以謀一優差，他卻謹遵師訓，不屑行賄買官，結果只獲授“以主事分戶部山西司行走”，是個坐冷板凳的窮京官，但他并不后悔。后又一度“充會試彌封官（即負責將考卷糊名以防作弊），掌粵冊，有赍三千金謁者，拒不應。其忠亮清節，緣是益貧”（《江君墓碣》）。吏治腐敗，好官益貧，與其說是個人的悲哀，毋寧說是國家的不幸，致令江逢辰心胸“伊郁而恒不自解”。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六月，“甲午事起，顯官奔徙”，江逢辰“獨居職，終日憂憤，咯血盈斗”（同上）。“空傳丞相紆籌策，未見匈奴斷右肱”（《悲憤》），江逢辰為此憤怒地譴責李鴻章庸懦誤國。次年三月，《馬關條約》簽訂，清廷向日本割地賠款，他聞之“熱淚迸落”“持籌嘆息”，說是“自慚無學救時艱，短氣吞聲徒抑塞。愿執犁鋤耕畎畝，歸去來兮白水側”（《倦窩圖歌》）。
江逢辰題刻的“躍鯉橋”石匾。周楠 攝
就這樣，“蒞官甚暫”的江逢辰滿懷憂憤乞假南歸。梁啟超與江逢辰是廣雅書院的同學，交誼甚篤，為此他作了《蝶戀花·春盡感事送歸者》三闋贈別，首句即云：“刻意留春春不住，杜宇聲聲，抵死催人去。絮影迷漫芳草渡，天涯那是春歸路？”字里行間充溢著對知心摯友的惜別之情以及對國家前途的迷茫憂慮。
清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戊戌變法失敗，康有為、梁啟超逃亡日本，譚嗣同、楊銳等“六君子”喋血京都。江逢辰與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譚嗣同、楊銳等維新派領袖意氣相投，過從甚密，有被株連的危險。在朋友規勸下，他避地廣東赤溪廳(今江門臺山赤溪鎮)，受聘主講遵義書院。據民國《赤溪縣志》記載：江逢辰將所攜數百卷經史諸書分給學生研誦，讓他們“立日程冊記所獲者，月檄核焉”。自是“縣人稍知窮經嗜古，士風為之一變”。復喜游覽，稍有馀暇，輒流連忘返于員山、珠華山、躍龍潭等地，愜意處則留題刻。珠華山上江逢辰所書的《珠華山吸霞臺記》石刻，及“吸霞臺”石壁上字徑約60公分的“吸霞”二個大字，至今已成眾多游客慕名打卡的一方名勝。
江逢辰在赤溪沒多久，便收到母親病危的消息而匆匆返惠，居家侍奉母親，“湯藥跪煎”，事必躬親。不久母喪，哀悲更甚，“蔬食益頹，冬不裘、夏不帳、哭無時、夜不睡”，廬墓守孝三年，終致病不治而卒。憂憤的詩人，就這樣匆匆走完了只有四十一個年頭的短暫人生。張之洞曾作《登凌霄閣》詩慨然嘆曰：“江山雪霽好畫本，可惜江生今南還。”這固然可見張之洞對江逢辰才藝的欣賞，而他對于“孝通之才不能應世而用”的惋惜，也已隱然見于言外了。
江逢辰是晚清惠州最有才華的詩人和書畫家，壽命雖促卻著作甚豐，后人所輯《江孝通遺集》，除詩17卷共1100首外，尚有《華鬘詞》和《孤桐詞》2卷，共收詞209闋。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蘇粉，不但詩學蘇軾，“清深之思，半參玉局”，而且還像東坡追和陶淵明詩一樣，將東坡寓惠之詩追和殆遍。江逢辰的廣雅同窗、翰林桂坫說江逢辰“自以生惠州，為東坡舊游地，讀其遺書，沈然思與之為歸。已歷長江，益交天下名士，志氣舒發，詩境一變，卓然樹嶺南一幟矣。”同鄉摯友、進士李綺青則指江逢辰“為詩初效唐賢，晚規宋格。自游廣雅，再客武昌，師友得證淵源，江山益加神助。故能敷辭綿麗，持律精嚴”（《江孝通遺集序》）。詞則“于宋人白石、碧山為近”（王運鵬語）。“清婉絕俗，情韻兼勝”（桂坫評語）與李綺青的《聽風聽水詞》《草間詞》，雙星互映，輝耀嶺南。
麥華三論嶺南書風時嘗言：“吾粵書家向重個性發展，初與古人合，次與古人離……與中原之格守師法迥異。”江逢辰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在《自述》詩中說：“開卷輒心喜，下筆肆刻畫。自寫真性情，文字談恥格。”充滿了崇尚風骨，張揚個性、表現真我的藝術精神。他少年習書，多取法“羲、獻、鐘、張”諸家，“方寸小楷日十千”，頗有晉人風韻。稍后出晉入魏，書風漸變。陳融說他“書學北魏”，陳永正指其受同鄉鄧承修影響，“尊尚魏碑，方圓并用，以生求新”，馬國權評江逢辰書法“挺勁自然，妙于結構，看似未盡精熟，但卻因其生澀而別具一種奇姿譎采”。正是看到了這種變化的事實。“以生求新”，固然見出他的審美取向；深一層看，實亦時代風氣使然，是晚清大變局中廣東書家突破思想禁錮、追求社會變革的集體呼聲在藝術領域中的積極回應。
江逢辰亦精金石篆隸，工繪事，所畫山水，蕭疏簡遠有宋人韻味，然其畫“歲不一作，酒酣適意時偶為之。”（江逢辰外甥劉鏡湖語）。相傳有一位街坊，渾名“小刀就”，上門求字，江逢辰欣然為之撰書一聯：“鋒芒犀利魚腸劍，文采風流犢鼻裈。”上聯用“專諸刺王僚”事隱喻“小刀”；下聯則用司馬相如賣酒穿牛頭褲當跑堂的典故，大概這“小刀就”的職業，也是酒樓里跑堂的伙計。又傳有個豪紳向他索畫，態度傲慢，被江逢辰拒絕，不料這豪紳轉而托請江逢辰的岳父出面說情。江逢辰貫來孝順，老丈人的面子他不能不給，最后畫了幅《石蟹圖》交卷：只見畫中矗立一塊巨石，石底下有一只孱弱的螃蟹掙扎著從草叢中爬出，讀之不由使人想起坊間“大石壓死蟹”的俗諺——他到底忍不住要發泄一下心中的悶氣。江逢辰的摯友梁志文說江逢辰“與人惟恐傷人，遇倨者，必氣凌其上”，以上這兩件小事，便是最好的例證。江逢辰善飲，亦好飲，飲汾酒以斤計，不少佳作多寫于酒酣適意之時，故有“酒龍詩虎”之稱。惠州晚清秀才馮重熙先生在《惠湖小叢書》中說到江逢辰“事母至孝”時，特舉一例說：江逢辰“本嗜杯中物，飲汾酒以斤計。素善書，其書法潤例略云‘紙無論大小長短，以酒為差’，癖嗜可見。母以致病為慮，戒之，則如命。”還特別寫了一個戒酒小牌掛在襟頭，自覺接受“群眾監督”。小事可以見大節，梁啟超稱譽江逢辰為“吾鄉畸人”，即志行獨特，不同流俗的人，確非虛譽。
（吳定球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