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古代章回體長篇小說的巔峰之作,被譽為“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、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”。自誕生之日起,關于這部小說的原創作者、情節技法和現實隱喻爭議不斷,以至于圍繞《紅樓夢》產生了一門專門的學問——紅學。
我們熟悉的文化名人,如胡適、俞平伯、顧頡剛、王國維、馮其庸、王利器等,都是研究紅學的集大成者,但他們分屬不同的紅學流派,僅《紅樓夢》一書的作者,就有數十種不同的觀點,可見這本書探索空間之廣闊。
《紅樓夢》書封。(資料圖片)
《紅樓夢》這部巨著近百萬字,幾乎無一處是閑筆,“草蛇灰線、伏脈千里”的創作技法,更是讓全書每一個細節都有不同的內涵,其中就有很多惠州元素,這些元素匯總歸納在一起,可以看出這本書與惠州的關系之深。
首先是《紅樓夢》的故事核。《紅樓夢》原名《石頭記》,全書開篇第一句話便是“此開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: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,故將真事隱去,而借‘通靈’之說,撰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。”在作者的設定中,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,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。石頭心有不平,不平則鳴,加上聽到一僧一道在“石邊高談快論,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”便動了凡心,才有后面的故事,而這個故事核就來自寓惠之后的蘇東坡。
蘇東坡畫像。(資料圖片)
宋紹圣元年,蘇東坡初到惠州,后在惠州生活了兩年又八個月,這期間對他個人而言,最大的收獲就是真正實現了精神突圍,通俗而言就是徹底想開了,這從他的《松風亭記》《和陶歸田園居》就能看出。因此,宋紹圣四年,蘇東坡被貶海南,登島伊始,便寫下了“突兀隘空虛,他山總不如。君看道傍石,盡是補天余”。這期間的感慨,如果沒有寓惠的經歷,是難以真正開悟的。這與《紅樓夢》的“無材可去補蒼天,枉入紅塵若許年”的故事核可謂如出一轍。
此外,《紅樓夢》的核心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,分別是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。《紅樓夢》中人物命名十分嚴格,如賈府第一代賈演、賈源,后來的賈敬、賈赦,再后來的賈珍、賈璉等,而賈寶玉的名字正是賈瑛。這個三生石的故事,來自蘇東坡的《僧圓澤傳》。《紅樓夢》致敬蘇東坡的地方還有很多,里面很多詩詞都化用自蘇東坡,連賈政的書房也叫“夢坡齋”。
清·孫溫繪全本《紅樓夢》場景圖。(資料圖片)
其次是《紅樓夢》的關鍵情節。這里有個前提,就是《紅樓夢》的成書時間,在清代中前期,當時的惠州府下轄十個州縣,簡稱“惠州十屬”。《紅樓夢》第六十回寫道:“只有昨兒有粵東的官兒來拜,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。余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,你哥哥分了這些。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,所以單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,不知怎么弄出這怪俊的白霜兒來。”茯苓霜暴露賈府的腐敗混亂,也揭示了賈府敗亡的原因之一——家有“惡仆”。這段記載足見當時茯苓霜是很珍貴的,而當時整個粵東地區,惠州羅浮山出產的茯苓最為有名。早在唐代貫休的《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》就有“玉房花洞接三清,謾指羅浮是去程。龍馬便攜筇竹杖,山童常使茯苓精。”可見當時羅浮山的茯苓制品已是全國知名產品。粵東的官員想討好工部員外郎賈政,以此為進謁之禮。
此外,在《紅樓夢》第七十一回中,賈母八十大壽時,粵海將軍鄔家送一架玻璃圍屏做賀禮,十分珍貴。而這個粵海將軍就有很多人認為是粵海關烏坎總口駐防將軍,因此玻璃這種外國的東西就容易得到。粵海關烏坎總口在現在的陸豐東海鎮烏坎村,當時屬于惠州府管轄,因此又稱“惠州總口”,而粵海將軍與賈家正是世交好友。
最后是《紅樓夢》的作者。關于《紅樓夢》的作者,說法很多,如洪昇、吳梅村、冒辟疆、顧景星、袁枚、曹寅、曹頫、曹颙、函可等,至少有六十多人。此外,《紅樓夢》原名《石頭記》,其中《紅樓夢》最有名的書評人是脂硯齋,硯者,石也。很多人認為脂硯齋就是《紅樓夢》的作者,因此除了上面那六十多個人,關于《紅樓夢》的作者,還有很多以筆名出現的人物。那么,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到底是誰?
這個問題在《紅樓夢》第一回中作者有交代。“因毫不干涉時世,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,問世傳奇。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,由色生情,傳情入色,自色悟空,遂易名為情僧,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。至吳玉峰題曰《紅樓夢》。東魯孔梅溪則題曰《風月寶鑒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,增刪五次,纂成目錄,分出章回,則題曰《金陵十二釵》。”關于《紅樓夢》后四十回,程偉元說是“一日偶于鼓擔上得十余卷”。這里可以說明幾個問題,《紅樓夢》是眾手成書,不是一個人寫就的,也不是一個短時間完成的,但是第一作者是“情僧”。
蔡元培在《石頭記索隱》中說:“《石頭記》者,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。書中本事,在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,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,寓痛惜之意。”在《紅樓夢》作者的探軼中,有很多人認為是清初惠州博羅的高僧函可。函可字祖心,號剩人,惠州博羅人,明末禮部尚書韓日纘兒子,他對明朝用情極深,詩文俱佳。函可的塑像至今還在惠州博物館的名人堂中。清初對惠州世族打擊非常大,當時很多人出家為僧,函可是其中一個代表。
函可的詩集《千山詩集》書影。 嚴藝超 翻拍
函可屬于博羅韓氏,是博羅的名門望族。函可本人才情卓著,志向遠大,他曾寫道:“秉拂尋頑石,題詩答腐儒”,故函可又稱“石頭和尚”“剩人和尚”,就是后來的《紅樓夢》中那塊無才補天的“頑石”,也是《紅樓夢》第一作者,那個“情僧”。所謂《石頭記》,代指被稱為石頭城的古金陵,函可面對明亡困局,曾寫《再變記》一書,后被抄沒。《紅樓夢》里開篇的那個靈魂人物空空道人,即是函可的師父,空隱道獨和尚,初字宗寶,引出“寶玉”二字。而《紅樓夢》中,妙玉和寶玉最后出家的結局,正是印證了函可的身世。
《紅樓夢》成書的過程極有可能是這樣的,函可經歷了亡國滅族之痛,撰寫了《再變記》等書,但是迫于文字獄,出家之后,在漠北苦寒之地,以“情僧”之名,在書中“將真事隱去,而借‘通靈’之說,撰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”。雖然沒有了敏感詞,但是這本書依然只能在江南藏書家中小范圍內流傳。眾多對明朝抱有感情的東林黨遺老及后裔,將署名和內容不斷進行修改,最后擔負打探情報、監視江南知識分子的江寧織造曹家獲得此書,極為喜愛。曹氏一門被抄之后,感同身受,最終曹雪芹在悼紅軒中,增刪批閱,完成修訂。
正如《紅樓夢》中作者的自述“字字看來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尋常”,作為一部曠世奇書,誕生于清代文字獄最為嚴苛的時代,作者為了既要思考如何避禍,又要把心中塊壘舒展到精妙的情節中,顯然用了太多的心思,也為我們探析其中的妙趣打開了窗口。正因如此,或許《紅樓夢》與惠州的關系,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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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曹杰)